当天下人尤其是京师官员以各种心态等着高务实的三板斧时，高务实并没有让他们失望。

两日之后，高务实刚刚完成对户部各项工作的交接，并审视了万历元年以来历年的户部度支册薄，紧接着便有一道名为《税者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疏》上呈皇帝。

当然，奏疏都是先经通政司而到内阁，是以头一个看到正文的，乃是诸位阁老。

《取用疏》开篇颇有意思，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高拱当年关于“义利之辨”的说法。

“臣户部尚书高务实谨奏：《大学》何以言主财？曰：此正圣贤有用之学。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谟》三事，终于厚生。理财，王政之要务也。

后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识义利，不辩公私，徒以不言利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为国。殊不知聚人曰财，理财曰义，又曰义者利之和，则义固尝不利也。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亦利也。”

高务实是高拱的衣钵传人，以高拱昔日的观点作为此疏的开篇，政治用意十分明显。不过，他也不只是出于政治目的，一直以来他也都赞同这一观点。

高拱提出的以公利辩私利，确实是一种高见。其中“聚人曰财，理财曰义”是批驳宋儒“以名为利”的观点。

与之相反的，则是高拱赋予了“义”和“利”全新的解释，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所谓“义”，就是理财，是管理国家的财货；所谓“利”，当然就是聚财，聚集人才去创造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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