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中明言宣公变古易常天应之而有灾，即是天人感应之义。

《春秋公羊传》多达十六次明文指出：“此何以书？记灾也。”又三十二次点明：“此何以书？记异也。”

如“大雩。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则何以不言旱？言雩则旱见；言旱则雩不见。何以书？记灾也。”

何休注曰：“旱者，政教不施之应。先是桓公无王行，比为天子所聘，得志益骄，去国远狩，大城祝丘，故致此旱。”

按何休之解，旱灾乃政教不施之应。

故《汉书·五行志》曰：“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法《洪范》之咎徵，天人之道灿然著矣。”

彼时的墨家学说墨子认为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

董仲舒吸收了墨子的天罚理念。

《春秋繁露·郊语》：“以此见天之不可不畏敬，犹主上之不可不谨事。”

“不谨事主，其祸来至显，不畏敬天，其殃来至暗。暗者不见其端，若自然也。”

“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默而无声，潜而无形也。由是观之，天殃与主罚所以别者，暗与显耳。”

墨家天道观得到了董仲舒的借鉴吸收，在其儒学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用。

董仲舒又“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继承了《公羊传》中的灾异说。

他在应汉武帝之对策云说到: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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