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了湿漉漉的家乡,她什么都不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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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她啼哭着蹬掉鞋子、在后座垫又添一层深黄色的尿渍时,我的轿车以80km/h的速度在跨海大桥上飞驰。那天是傍晚时分,烟灰色的天让浑浊的海水呈现出鱼鳞般的暗蓝,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黏糊糊的脸颊,麻木地将车窗开出一条缝隙,让猛灌的海风冲散尿骚味。她手里抓着捏碎了的米糕,嘴里也笨拙地咀嚼着,双颊沾满了密密的泪痕。导航适时地提示我还有22公里到达目的地,又播报了一条雷雨预警,我忍不住再次后悔在上周正式辞退了住家保姆,没请她全程跟随这趟回乡路程。
“快了快了,前面三公里就有公厕了。”
副驾驶座上的丈夫看出我在烦躁失控的边缘,出言安抚。
她用含糊不清的“哦哦”声应和着,也许很像四十多年前她怀抱着我时,我的嘴唇吮着她小巧乳房时发出的零碎声音。
下了大桥,再越过湾岛茂密蓊郁的丛林,小湾屯也便近在眼前了。整个小城笼罩在暮色中,我从没来过这片祖辈世代生活的半岛上的土地,冰凉而潮湿的空气使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尽管当年17岁诞下我后便爬上商船离开了这里,但往后余生四十多年,母亲无数次唠叨这儿,讲起荒凉的海岸和营凶险生计的渔民,五个兄弟,四个死在浪里。海滩上的田地瓦房一淹一片,她小时就赤着脚在如今我脚下这片沙滩上捡贝吃。而眼下,柏油路通向远处灯火熠熠的商业区,在傍晚暗紫色的云翳下,深红色的屋顶连成一道线,仿佛海市蜃楼的幻景,给我一种不真实的错觉。
到了停车点,我弓腰伸进后座替她擦拭尿渍,在狭窄的空间里蹭上她面颊干了一半的泪。她早已不哭了,一声不吭地啃着米糕。为方便护理,她发白的外阴已经光洁无毛,屁股底下压着塞满病历和CT检查结果的文件包,现在它们都无关紧要了,我也不用再在她面前遮掩。她根本不会看懂的。
“饿了吗?还吃不吃?”
她不出声。
“困了吗?我们马上就回去睡觉,好不好?”
她灰色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窗外,被夜色彻底吞没。
“也许——她知道那个方向是她曾经的家。”
我关上车门,一踩油门,向黑暗中灯红酒绿的小湾屯驶去。
2
“你说,你那个从未出现的‘生物学父亲’,曾经给你妈寄过一大笔钱?而她后来老年痴呆了,也就再也不知道这笔钱去哪了?”丈夫突然提起话头,“清不清楚有多少钱?”
“她说过有好几百万。”
丈夫“嘶”一声:“天哪。那万一她治好了想起来了——”
“我不想再治了!”我斩钉截铁地说,曾经在疗养院经历的一切历历在目,那些暴力的拘束、冰冷的仪器,只能给母亲那不知所措的脸上增加越来越多的痛苦,“与其忍受那种治疗的折磨,我宁可让她安安静静地走了——我妈清醒时候唯一的要求就是回小湾屯。我也不想知道那个人给了我妈多少钱,更不想再联系到他。”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在无数次尝试希望又陷入绝望之后,我提了离职做起自由职业,又在岛上租下一栋小屋,只想让她安度晚年,最后从这片沙滩进行海葬。
“那你知道他的姓名和身份吗?”
“他根本不想透露。”
我气冲冲地回。
是的,我是个私生女。四十多年前这片海滩还无人问津的时候,母亲是一个贫穷渔民家的少女,眼睛乌黑,头发更黑,在一条窄窄的巷子里认识了我的‘生物学父亲’,那个远渡而来的有钱男人。在我的记忆中,她甚少提起他,也许早已忘了年少的意乱情迷。据说他会好几种语言,是个海洋研究的学者,暂住在小湾屯半年,但我并不相信他对我母亲——他浪荡行径的受害者说的都是实话(也许他只是个流浪汉)。唯一值得感激的是,他教她出去,搭邮轮货船什么都行,他说以她的美貌与机灵出去打拼总胜过在小渔村饿死。
民宿在一条曲折窄巷的深处,找到它的入口费了我好些力气。订房时我专门确认了,母亲幼年住处的旧址就在三百米远的地方,已修葺成了一座惨淡经营的咖啡厅,为刻意营造复古感,还保留着旧瓦房的一面老墙和一架生锈的户外楼梯。
丈夫扛着行李,我只负责背起她,深深浅浅地走过这截窄巷。
“转过来——换尿不湿了。”
她佝偻的身躯缩在我的腋下,像一个无助的幼儿。
我抬起她浮肿的手臂,上面有暴露的青筋和针孔的痕迹,过去的两年她老掉的速度太快了,快到我根本没有做好道别的准备。文件包里滑落出病历和笔记,我捡拾起来,想起这些年听过的讲座,那些专家含糊闪烁曲里拐弯的陈述都被反复拆解琢磨,什么是脑萎缩,什么是阿尔茨海默症,不可逆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症状包括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以及视空间能力损害,什么基因疗法,什么新药……然而模糊的语词千千万,确切的答复只有一个:目前医学界暂无可靠的根治方案。民宿里的电视嘈杂作响,播报着无聊的晚间新闻和雷雨警示,她时不时地被音画吸引,又迅速地失去兴趣。我们很久没有这样在不到四十平的房间里共处,在一座巴掌大的岛上将城市里的账单、工卡和项目文档抛掷脑后,可我抱着她却感到无比孤独。
我为她换好尿不湿,在梳妆台前,将她的银发梳成光亮的发髻。
“我们回你老家了,不过这跟你小时候比变了好多,你可能认不出来了。你住的老房子,现在是别人家的咖啡店了,我们明天走到那里认一认,好不好?”我絮絮叨叨,不知是对着她,还是对着镜中也添了一丝白发的自己。
她用咿咿呀呀的声音表示高兴。
“从这扇窗户能看见海,你瞧瞧是不是?”
她摇晃着两条杏鲍菇似的白而肿发的大腿,挥着手臂,似乎很兴奋。
“你想出门吗?天黑了,我们明天去吧。”
她似乎失望起来,烦躁地摆弄我腰上的绳带,又在绳结上吻了一吻,发出恳求的呢喃。
我还是妥协了:“我背你出门走一圈吧,不能走太远。”
黑夜中我们往她幼时的住处走,小湾屯将它粗粝的面庞隐藏在商业区的灯火背后,这附近的路很不好走,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背着她,又赶上一阵雨,险些摔倒。所幸这边的阵雨来得急也去的急,而在我狼狈推开那家母亲旧居改造的咖啡店想避雨时,看见里面坐着一个男人,他穿着简单的运动外套,身躯精壮,肤色白里透红,完全不像是本地人。我盯着他,想喊他小伙子,但又觉得他面部尤其眼底的轮廓有种干瘪的衰老感觉,一时判断不出年龄。
“这里能躲雨吗?”我问。
“请便。”
他的腔调很好听。我将母亲扶到椅子上休息,她迷茫地摸着椅子扶手,又突然对玻璃上的水痕起了兴趣。雨声很急,我试图和男人搭话以打破尴尬。
“你这家咖啡店开业多久了?”
“十年。”
“生意好吗?”
他笑了:“亏了三十来万,租金都快交不起了。”
“真可惜。”我叹了一声不再言语,心想这老屋也不知是谁盘下来的地产,也许是外祖父死了后被别的远房亲戚继承了?也许被政府收走了?但那面老墙确实引起了母亲的兴趣,她露出了两年前沉迷编织时的神情,伸着手反复摸着混凝土抹匀了的砖面,咿咿呀呀地叫唤。她会稍微想起来一些吗?想起这面墙四十年前是她的家的一部分,墙内有沉默寡言的父亲,暴躁的母亲,拥挤推搡的五个兄弟,瘦高的少女,大桶的海鲜和肚皮朝天的鱼,杀鱼的血淋淋的案板,还有雷雨时哗哗漏水的声音。
雨停了,我背着母亲深一脚浅一脚地又走了回去。
不可能的,她什么都不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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