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这般，我记得那时候，等待罢工的日子相当漫长，即使还剩不到几天时间。那时，几乎每天都恍惚觉得下一秒钟即将会发生什么。当然，毋庸说是大家一起坐在那天开会的桌子旁，像各国首脑向某国签订某种条约一样商议谈判，谈成了就握手言欢，谈不成则撕破脸皮不认人。除此之外，我记得，那时我竟连拳打火烧的场景也预想了，及至想到最坏的一面——被宣白不拔无情踢掉，亦或者宣白不拔就此一蹶不振，而我也终将失掉工作。

那时候，我也几乎每天都无心顾及店子里的大小事务。而新来的文员总是处理的马马虎虎的，叫我头痛不已，她总是打电话问我客户投诉后如何结单，问我扫码枪如何使用，问我系统如何留言等等，当然还有，她不止一次地问我给她的工资具体多少，以及做得好的话，往后如何加工资，完了后，又会我，“社保呢？”

“社保怎么了？”我总是茫然地问她。

“你们给员工买不买社保？”

“呃，社保？老实说，我压根儿不懂什么是社保，而且，我自己都没有什么社保。”

于是她就给我一字一顿地解释起来，“社保就是社会保障......”

“得得得，”我说，“我们不流行那一套。”

“呃，那保险呢？”

“什么保险？我们快递员从来都不买什么劳什子的保险。我们不是什么政府机关。”

“那你给我签一份合同吧！”

“哦，合同不用签的，不用......放心吧，我不是那种老板。”

“那别人怎么知道我是你的员工？”

“呃！这么着，你想做的话就做，不想做的话，随时可以走人，我重新招人，想做快递的人多的是......”

于是她止住不再多问，我止住不再多说。

除此之外，那几天的右眼皮也跳得相当厉害。我相信“左眼跳福，右眼跳灾”那种古老的说法，因为以前我就应验过几回。

一回是因一个纸盒包装的空包，叫我一下干巴巴损失了两百多。我记得，那里面原本装的是一支纪梵希牌的口红，客户说的。事情大概是这样的，那天收件人（是个大一新生）来我店子里取包裹时，包装是好的，于是按照惯例，签了字就拿货匆匆走人。但过了不一会，她就又匆匆打来电话，很激动地给我说她拆开包裹后发现盒子里是空的，只有一点填充物，问我怎么办。最后她还激动地补充一句，说，“我回到寝室拆的包裹，我室友她们都可以作证。”

那时我本想说，“你在寝室拆的包，谁知道呢？你说你室友都能给你作证，这话谁又能信呢？我说我同事都能给我作证，是你偷偷打开包裹拿了货，然后用胶带缠好，想讹我一个货，你信吗？”然而，我没有那么说，因为我知道那样的话会招来投诉，最终使得投诉来的更快罢了。

“哦，原来是那样哇！”我说，“那是这样的，你的包裹有可能是运输途中掉了，原因是发件人没有打包好；也有可能是发件人一时疏忽，忘了装进去；还有，可能是……原因是……”但无论如何，我最后都给出了她解决的办法，即让她暂等一等，我们自会帮她联系卖家或发件网点解决的，如果最终解决不了，我就打包票自掏腰包赔付给她。我记得，那时我因一件什么事（记不很清了）心情还蛮不错，所以对那女生的每个问题都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明，就像给客户解释保险合同上的条款一样详细，那时真已经仁至义尽了。

如此那般，我滔滔不绝说了半天，最终仿佛在对牛弹琴，那女生还是弄不明白，也许是“弄不明白”吧。接着不一会她就投诉了。

后来我又主动打电话给她，千叮咛万叮咛，说万一总部打电话回访她的话，就麻烦她说外包装完好，里面是空的即可。

“主要是外包装完好——当然实际上外包装也是完好的，不是吗？”

“但是，里面是空的……”

“这我知道，你放心，我之前说过了……而且，你知道，我们快递员是无辜的，我们做快递很辛苦，我们绝不可能故意把你的货拿走，再说，我们一个大男人要口红干什么......”

总之，那个电话打了接近一个多钟头，给她解释的我感到好辛苦，而且口干舌燥，声音都沙哑了，但她还是扭扭捏捏，犹疑不绝，好像始终在担心什么——我想最多也不过两百元。她担心的要死。尽管她最后答应了我的请求，嘴上答应的，实际上，却并没有那么做。最后她就不想再听我说话了，径自说她要伸张正义，没错，她用的“伸张”那个词，当时我很想笑。我猜，那时她大概已经被卖家灌了迷魂汤了吧，要不，就是对正义产生了极大的误解。如此，我便赔了她两百多。我对那次的赔款并不感到可恨，可恨的是，好心给那女生讲了太多好话，悔不当初。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还跟我母亲因为打包的事吵了一架，也许跟右眼皮跳得厉害有关吧。总之，我跟母亲吵架之前右眼皮始终在跳，给那女生赔两百元之前也在跳。

相反，有很多次，我的左眼皮跳的时候，保准当天或近来几天会上门收到大量揽件，要不，就是店子里寄快递的人多于以往，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那两天我的右眼皮跳得厉害，异乎寻常地跳。然而，之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幸之事我一概不知。世事难料，于是我唯一能做的便只能坦然面对，面对突如其来的投诉，面对莫名其妙的罚款，面对令人咋舌的坑骗等等。但凡与钱有关的莫过于此，反正那时我也被剥削的见怪不怪了。只等到双十一那天，一切就都有了结果。我是说，那时大家真正罢工也好，上演空城计也罢。

十一月九号上午，我打电话给阔别多日的吴国，想把罢工的消息告诉给他。我知道，他现在还没要回他的三万元押金，而宣白不拔至今还没有要退的意思，显然已经是“你不要我不给”的无赖态度。也许他能抓住此次机会一并要回。机会难得。

我记得，当时打了多次都没打通，终于最后一次打通了。我无比激动地把罢工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滔滔不绝，说了半天，最终吴国一声未吭，随即便啪得挂断了。我再次拨打时，电话已经关机了。那时，右眼皮端的又猛烈地跳了几下。我以为那预示着我店子里出了什么事，便疾步赶到店子里。我看到五六个人正在排队取包裹，两三个人填写地址寄快递，表哥忙着打包，小强用扫码枪签收，文员帮忙找货，我母亲像个监工的一样，歪坐在一旁玩手机，店子里浑然一派和谐安宁的气氛。

于是，我又信步踱去校外的水果摊上找吴青春。吴青春依然忙着打理她的水果摊。我把罢工的事简单地告诉了她。她先表现出一副难以置信的搞笑表情，然后，略一沉吟，自言自语道，“报应，真是报应！我就说，那两口子迟早会引起众愤的！”

她的意思好像我们这次罢工一定能引起轩然‍‎大‌‍‎‌‍波‎‌，而且，我们大家都占有相当的优势。

“主要是白不拔想降我们派费。”我说。

“你说什么？”她诧异地看着我，“要降你派费？你派费那么点！还要降？这龟儿子……”

最后我试着问她是否想趁我们大家罢工那天去讨她的押金。她点点头，立时整个人精神了许多。她声音朗朗地道，“到时我和吴哥一起去。”

“摊子不摆了？”

“不摆了，那并不重要！”

于是，我又跟她透露说我们的罢工只是想吓唬吓唬白不拔，意思意思一下而已，并不当真。她说，“不管怎样，我的押金必须一分不少的拿回来。现在都已经过去半年多了。”

“这次罢工恐怕凶多吉少！”我坦白跟她讲，“因为不知怎么的，我的右眼皮一直在跳。”

“左眼跳福，右眼跳灾。”她笑着附和道。

“是这样的说法，我相信。”我说。

她看了看我，没再说话。

我记得，那次当我谈到吴国时，她眉头紧锁，对我说他还是老样子，反反复复，始终不见好转。

“今天一大早又去医院检查了，又是千把块钱没有了。”她抱怨似地说道。

“呃！”我说，“我半小时前还打过吴哥电话，不知怎么的，他接通后一直不说话，随后就挂断了。好奇怪，我那时还想告诉他公司罢工的事，但之后就再没打通过，过了几分钟再打时，他的电话就关机了。”

吴青春听罢，似乎着了点慌，便从兜里摸出手机，不相信地试着拨打了过去，结果一连三次，手机依然关机。于是，很快的她脸上就露出少有的不安来。而我的眼皮一直跳个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