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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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3年,也就是崇祯十六年的正月,祖大寿在盛京收到了一封信。
写信的人,是委托一名蒙古人把信带来的。信的内容,应该是让祖大寿不满意的,尤其是那几句话:
“世承国恩,誓灭女真以报……存二心之臣,如何全身而退?只求富贵,反先殒命”。
“存二心之臣”,祖大寿觉得是在指自己。
祖大寿,当年是为大明王朝镇守东北边关的名将,在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中都立下赫赫战功,但在1631年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降了皇太极,后又归明,在松锦之战中死守锦州两年之久,最终在1642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再度降清。
两度投降之后,祖大寿虽然没有被剥夺“总兵”的头衔,但并没拿到兵权。只是他的声名太过显赫,在明朝的边关一线,大多都是他的昔日旧将,所以皇太极就让他出面,给对面阵营的一些主要将领写劝降信。
祖大寿收到的这份回信,就是对他之前发出的一封劝降信的回复。
信中不仅呵斥他是“存二心之臣”,还质疑他“如何全身而退”?甚至还咒他“反先殒命。”
如果是别人也就算了,祖大寿这次劝降的对象,是他自己一手带大的外甥——这个外甥如今率军镇守宁远,是满清入关最大的障碍。
这个并不给面子的外甥这一年36岁,姓吴,叫吴三桂。
2
吴三桂,1608年生人,祖籍徽州。
在吴三桂小时候,就跟随祖父迁居山海关外的前屯卫中后所(今辽宁绥中)。
吴三桂的家是将门世家,父亲叫吴襄,让吴三桂自幼习武,所以他年纪轻轻就能骑会射。吴三桂的母亲去世得早,吴襄趁奉旨调回北京的时候,又娶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的哥哥,就是当时的镇边名将祖大寿。
换句话说,吴襄是祖大寿的妹夫,而吴三桂自然就是祖大寿的外甥。
吴襄和祖大寿都当到过辽东总兵,而吴三桂也没有辜负“将门无犬子”这句话,不到二十岁就中了武举,之后就开始随着父亲和舅舅南征北战。从遵永大捷到邮马之战,从吴桥兵变到收复登州,吴三桂英勇善战,冲锋在前,立功无数,31岁就做到了宁远团练总兵。
1640年,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军解救被清军围困的锦州,麾下八个总兵,吴三桂手下的两万兵马最强,也最敢打。他创造性地用一千精锐骑兵,分成二十队,用二十支写上统领骑官的竹签指挥,分进合击,冲突决阵,如入无人之境。夹马山一战,吴三桂面对剽悍的清军毫无惧色,双方硬刚,一扫明军之前的颓势。
松锦之战,明朝关外最后一支苦心拼凑起来的大军被清军围歼,阵亡五万余人,只有吴三桂一支部队在突围时放开小路不走,大摇大摆走大路,最终成功地跳出清军包围圈,得以死守宁远。之后,拥有唯一一支成建制部队的吴三桂在宁远收拾残阵,稳住阵脚,多次以少胜多,击退清军的进攻,并拒绝清军的诱降。
为此,崇祯皇帝特别喜欢和倚重吴三桂。1643年,清军再次迂回绕道入关骚扰,威胁京师,吴三桂奉命入关勤王。清军退去后,崇祯帝在紫禁城武英殿亲自宴请吴三桂,并赐予了他尚方宝剑,大加勉励。
只是在那个时候,崇祯帝自己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即便关外的清军此刻完全蒸发消失,国内的李自成农民起义,也已经是火烧眉毛。
1644年的开春,吴三桂接到了崇祯的调令:放弃宁远,迅速率大军回北京勤王。
此时,李自成的部队已经攻陷了太原,兵锋直指北京。
吴三桂未必知道,崇祯皇帝在对他发出这道调令前,和殿上群臣在“甩锅”和“背锅”之间进行了多少次的博弈。他只知道,作为大明臣子,必须服从命令。
只是多年镇守边关,关外早已军民一体,要放弃宁远,不能舍弃百姓,吴三桂麾下军民共50万人,从三月初启程,日行十几里,三月十六日才抵达山海关。
等到三月二十日抵达唐山附近,几乎可以遥望北京的时候,吴三桂得到了消息:
李自成的部队已经攻陷了北京城,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了。
从关外到北京,本来只有一条道路。
但如今,前方和后方,乃至其他各个方向,似乎选择的道路一下子多了起来。
手握大明王朝最后一支关外劲旅的吴三桂,来到了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
3
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其实有三条路。
第一条路,是继续效忠朱家的大明。
这条路本来应该是吴三桂可以选的唯一一条路,不然他也没必要大张旗鼓卷铺盖从关外一路往北京赶。
但这条路的最大问题是:大明没了。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崇祯当初“破罐子破摔”带来的恶果:自己不肯南迁,也不让太子南迁,导致自己两脚一蹬后,“真命天子”没了,群龙无首。
有时候,旗帜未必自己要有多大能力,它的意义就是要存在。
那么,明朝当时不是还有南京吗?但设身处地地想:失去效忠目标的吴三桂,与淮河以南的明朝残留势力音信断绝,互相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情况,而且远隔万里,当中隔着已经投降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无数城市,如何会合?
所以,这条路先断了。
第二条路,向后转,投降多尔衮的满清。
这条路,应该是吴三桂最不想选的。在关外镇守多年,吴三桂率军与清军多次搏杀,都是刺刀见红的,虽说是各为其主,但毕竟各自都砍下过不少对方兄弟手足的头颅。即便皇太极其实不止一次写信劝降吴三桂,但这层膈应,总是在的。
更何况,毕竟还要讲一个“华夷之辩”,满清在那时候属于留着“金钱鼠尾”的异族,一个汉族将领投降异族,肯定是要背骂名的。
所以,这条路也不是上策。
第三条路,原地待命,宣布效忠李自成的大顺政权。
这条路,吴三桂其实并不反感。
首先,李自成政权是汉人政权,这是个大前提,不像满清是异族。而且吴三桂和大顺军基本上没有任何恩怨,不像和满清,双方互杀多年。
其次,李自成攻向北京,一路势如破竹,大批明朝官员已经投降了大顺政权,其中像唐通、白广恩这样的边关将领,曾经都和吴三桂出生入死共事过,也全都望风而降了——应该说,大顺那时候让人感觉是众望所归,吴三桂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更何况,像唐通这样兵力和地位都远逊于自己的人,一投降大顺就被封了“定西伯”,接到唐通劝降书的吴三桂,不可能不心动。
第三点,也很重要:吴三桂的父母等直系亲属当时都在北京,全在大顺政权的控制之下,自己一旦有个轻举妄动,全家肯定遭遇不测。
综合各种因素,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在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贴出了安民告示:
“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
何为“新主”?指的就是李自成。吴三桂此时已经决定,接受李自成的招降,并且准备开赴北京,接受李自成的召见。
三月二十六日,吴三桂的部队前行到了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是咫尺之遥。
就在这一天,吴三桂个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全军一百八十度向后转,沿原路,极速回杀山海关。守关的唐通忽然从后方遭袭,猝不及防,只能弃关退守一片石。
吴三桂重新占据了山海关。
他改变主意,不投降李自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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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三桂为何忽然“转舵”,史界历来有各种说法。
不过一般所公认的是,坊间一直被津津乐道的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可信度实在不高:吴三桂当时的抉择不仅仅关系到个人生死存亡,更会影响到包括父亲在内的全家老小的前途,怎么可能所有的起因都只是为了一个叫陈圆圆的小妾?
史料给出的记载,主要还是因为吴三桂得到了一些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
按记录明末清初之变过程的《謏文续笔》记载,吴三桂在临近北京时得报,他的父亲吴襄被李自成的人索饷二十万,说是要罚没他的赃款。吴三桂一听,觉得自己如果去北京无疑是自投罗网,于是掉头就走。
按同样记录明末清初之事的《流寇志》记载,说当时北京的吴家逃出一个仆人,说吴襄全家都被李自成派人关押,财产全部抄没。吴三桂一听大怒,决定改变心意。
无论是《謏文续笔》的作者张怡,还是《流寇志》的作者彭孙贻,对农民起义军其实都是相当蔑视的,所以他们笔下的记录未必可信。而从当时李自成要招降吴三桂的动机来看,也不至于如此难为吴家。
而且以当时的时局来看,即便两件误报的事为真,未必就能排除是否有人在其中“做局”的可能。
但无论如何,两个原因都指向了一件事:追赃。
事实上,李自成部队入京之后,对明朝官员“追赃”,对大顺政权其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自成农民出身,深知农民的苦,所以在起义后一直以“免赋”作为大旗,而自己的军费和政权经费都是依靠对没收官绅财产和明朝藩王家产来支撑的。
从特定的历史阶段出发,这样的政策当然有必要性,也确实团结了广大劳苦民众,为“闯王”一路势如破竹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在1643年后,尤其是在进占北京之后,李自成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他已经是从“打天下”向“守天下”转变了,在天下未定的时候,如何尽量缩小打击面是当务之急,他应该尽快放弃向官绅地主罚没和追赃,而转向相对温和的征派赋役,以及严厉地整顿吏制杀鸡儆猴——要通过适当保护地主官绅的利益,换取他们的支持。
但李自成并没有做出改变。一方面,这表明他确实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始终代表农民阶层的利益,但另一方面,说明他在全局意识和长远目光上遭遇了瓶颈,无法在合适的时间做出合理的改变和让步。
而归结到具体事例,吴三桂其实就是因此产生的一个变量。
吴三桂家人都在北京,自己在北京也布有耳目,不可能不知道大顺政权在北京的所作所为。
出于对未知不确定性的恐惧,吴三桂的动摇也在情理之中。
但导致吴三桂“反水”并一举影响两个王朝格局的,绝非李自成一个“追赃”的政策。
在军事上,李自成也确实太轻敌了。
5
从某种角度上说,李自成能够推翻明朝,关外满清可谓“助力”不少。
如果不是崇祯面临两线作战,屡次三番从陕西三边抽调兵力去堵关外的“窟窿”,李自成绝不会打得如此轻松。
所以,当李自成顺利进占北京以后,其实应该立刻明白一个问题:
崇祯面临的威胁,他自己也会遇到——难道关外的满清会因为中原换了个皇帝,就此休养生息,刀枪入库了?
但李自成似乎并没有把满清当作下一步的主要决战对手。
在兵力部署上,李自成把大批大顺军的主力像撒豆子一样撒向了湖广、河南、山西、山东等地,把主要精力放在围剿苟延残喘的明朝残留势力上。
而在北方,李自成向大同、真定等地都派遣了自己的亲信镇守,却唯独没有向重要的山海关派遣大顺政权的嫡系,而只是让之前投降过来的明朝总兵唐通镇守,麾下总共八千士兵。
事实上,他招吴三桂入京也并非明智之举。在吴三桂已经答应投降大顺的前提下,李自成应该立刻做好安抚工作,然后把这位抗清名将留在山海关,并且立刻派遣自己的嫡系亲信带领精锐人马前去协助。
要知道,即便吴三桂后来不“反水””,光凭唐通那八千人马,也是万万挡不住满清铁骑的。
从大顺政权入驻北京开始,李自成似乎完全没有把关外的清军当一回事——他似乎觉得他和满清素无恩怨,之前那都是明朝的事,和他这个新生政权是没有关系的。
但他所不知道的是,满清早就想好要抓住机会,在这次中原的王朝更迭中分一杯大羹了——当然,他们没想到后来不是分了一杯羹,而是把整个锅都拿到手了。
在得知吴三桂出尔反尔之后,李自成是震惊的。
震惊之余,他一方面让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亲自写信给儿子继续劝降,另一方面,他点上大将刘宗敏,亲率十万大军,于四月十三日向山海关进发——随行的还有吴襄、明朝太子朱慈烺以及一干皇族。
可以推断,李自成是想“恩威并施”,一手打一手诱,彻底解决吴三桂事件的。
当时吴三桂的手里,加上山海关总兵高第的人马,一共只有五万人。
李自成觉得,这是一次十拿九稳的出征。
所以在大顺军开拔行至三河县的时候,李自成再一次因为轻敌而上当:他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说自己还是愿意投降的,请求李自成派使臣和他一起去山海关谈判。
于是,李自成派出了明朝降官王则尧作为使者跟随前往,而自己则放慢了行军速度——原本北京到山海关五日可达,大顺军走了八日。
等到了山海关下,李自成得知王则尧已经被关押了,吴三桂已绝无可能投降了。
李自成此时才知道一场大战已经无可避免,但他却依旧没想明白:
吴三桂为什么要拖延时间?
他在等谁?
6
在崇祯上吊自杀之后没多久,朝鲜国收到了一封自己使者的加急信。
那是驻清国首都沈阳的使者发回的信,信里写:
“顷日九王(多尔衮)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
由此可见,满清知道这次时机可贵,实际上是实行了全民总动员,准备入关“干一笔大的”——换句话说,即便是没有吴三桂,满清原本也是准备自己单干的。
而也就是在这时候,多尔衮收到了吴三桂的一封“降书”——尽管名义上是“借兵”。
在信中,吴三桂称李自成是“流寇”,而自己是向多尔衮借兵,为崇祯皇帝报仇,一旦事成,“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将裂土以酬,不敢食言。”
事实上,以吴三桂一个边关总兵的职位,有什么资格许诺“裂土以酬”?大明朝连皇帝都没了,谁来拍板“裂土以酬”?当然,吴三桂自己心里也清楚,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投降的借口,听上去好听点的那种。
而多尔衮自然也是心知肚明,在回信中热情鼓励,许诺 “封以故土,晋为藩王。”
同样的,若只是我借兵帮你报仇,我有什么资格封你故土,升你藩王呢?
所以双方对对方底牌都心知肚明,只是不点破罢了。
在回信之际,多尔衮知道机遇难得,立刻改变行军方向,下了死命令,全军直扑山海关。路上,再度接到了吴三桂的催命信件:
“速整虎旅,直入山海。”
四月二十一日晚上,满清主力骑兵以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军,抵达距离山海关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
此时,吴三桂已经与大顺军杀得天昏地暗。
而且,吴三桂快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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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是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左右,开始对吴三桂发动进攻的。
当时李自成手下的十万大军虽然是农民起义军,但也饱受战争洗礼,且士气高昂,面对吴三桂麾下五万明朝最后的边关精锐,丝毫不怵,拼命冲杀。
双方激战一昼夜,到了四月二十二日上午,吴三桂的部队已经出现了崩溃征兆,据守北翼城的一支部队已经向李自成的大顺军投降了。
关键时刻,吴三桂亲自率领少量兵马和地方乡绅冲出关门,来到清军大营,请清军出战。
多尔衮之前一直在观察两军对垒。在已经抵达山海关后,他的心情反而不急了,而是愿意花上最后一点时间,观察一下吴三桂的忠诚度。
等到吴三桂灰头土脸,心急火燎地亲自到大帐前请求发兵的时候,多尔衮知道,这笔“买卖”应该是真的谈成了。
当时多尔衮除了留下两万人左右留守沈阳外,将八万左右的所有家当都带到了山海关——除了清军主力外,也包括了部分汉人和蒙人的军队。
在确定了吴三桂的诚意后,多尔衮随即命令八万整装待发的清军,分三路出击,直扑大顺军。
眼看即将胜利到手的大顺军,发现对面忽然出现了漫山遍野的清军,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关键是,李自成其实对此并没有做什么准备。
吴三桂手下的五万兵将加上多尔衮手下的八万精锐,面对已经激战一昼夜精疲力尽的十万大顺军,强弱形势顿时逆转。
在满清铁骑的呼啸冲击下,大顺军拼死抵抗,但最终还是被以逸待劳的清军冲破了阵线,军容大乱,大将刘宗敏也受了伤。
一直在不远处高地上观看战局的李自成,眼看败局已定,只能下令收军,急速撤退。
清军借此一战,一举占据了一直梦寐以求的山海关。
8
当大顺军撤退至永平府范家店(今唐山地区)的时候,李自成做了一件事。
他命人提出随行的吴三桂父亲吴襄,推出处斩。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返回北京,又下了一道命令:
将吴三桂一家三十四口全部处斩。
几乎是在同时,远在山海关,吴三桂率关辽军民正式降清,剃发留辫。
吴三桂本人,被封为“平西王”。
他个人命运齿轮的转动,最终推动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晚明有个大儒,叫朱之瑜,他曾对吴三桂有句评价,叫:
“愚騃竖子,失于较计。”
仔细想想,吴三桂的这一生,真的是成也较计,败也较计。
北京城破,大顺掌权,按常理吴三桂作为一个边关总兵也没啥好较计的,随大流,投降就行。但他偏不,几番审时度势,决定还是开关放满清铁骑进来,让自己的利益能够最大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决定不投降李自成之后,他闪电奔袭山海关——不是因为他对这座关口有多深的感情,而是他深知,要投降满清后获得尊重,那也是需要筹码的。
满清入关,进而夺取天下,吴三桂可以说是押对了宝(当然,他自己也是促成押宝成功的一部分),但满清对他还是存有戒心,只让他打击李自成残部。而吴三桂自己也乐得骑墙,暗地里和南明朝廷眉来眼去。
在荡平李自成余部以后,吴三桂眼看着满清在中原羽翼已成,心中有数,开始断绝与南明的往来,而是全心全意打击反清力量,包括征讨南明最后的残存势力,把永历帝押至昆明处死——他深知,此时除了表忠心,别无选择。
一番举动让清廷觉得吴三桂确实忠勇可嘉,最终让他坐镇云南。那是吴三桂一生的高光时刻,却也是衰败的开始。等到康熙决定“削三藩”的时候,吴三桂几经算计,最终决定扯起造反大旗。但有意思的是,他处心积虑提出的口号是“兴明讨虏”,从掐灭明朝残存血脉,又变成为明朝报仇雪恨了——也不讲究个逻辑自洽。
跪大明,跪大顺(名义上的),跪满清,所以有人戏谑吴三桂为“吴三跪”。吴三桂在最初做出决断的时候,未必没有想到过自己的身后名是怎样的,但作为一个没有执着信念和理想的人,每一步,都是他发自内心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
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史,更替过多少朝代,其中清取明而代之,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可以说是在历代王朝更迭中排在前几位的大变动。
在这种惊天的大变动中,势必会出现一批因为自己的言行而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无论正反,无论忠奸。
而吴三桂,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四·列传二百六十一》(赵尔巽 主编 )
2、《南明史》(顾诚,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
3、《吴三桂纪略》(佚名)
4、《謏文续笔》(张怡,转引自《南明史》(顾诚,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
5、《流寇志》(彭孙贻,转引自《南明史》(顾诚,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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